
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这卷法帖《鹡鸰颂》正规的股票交易平台,堪称唐玄宗李隆基存世墨迹的唯一孤本。但亦有部分学者质疑该件并非玄宗御撰真迹。
这件《鹡鸰颂》能否代表唐玄宗的真实书法水平?
当开元盛世拉开帷幕之际,这段颂词又代表了怎样的寓意?李隆基于此暗藏怎样的政治诉求?
几乎四个世纪后,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宠臣蔡京,在面对这篇文字时,又作何评价?

题图:《明皇击鞠图》局部 清代 丁观鹏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
一 何谓鹡鸰?
在鲁迅先生儿时的记忆中,下过雪之后的百草园比较无味,但好在从闰土的父亲那里学会了捕鸟。他们用竹筛所捕获这种白颊鸟,因为面部很像戏剧中张飞的扮相,也称作"张飞鸟"。

鹡鸰鸟也俗称张飞鸟
张飞鸟有一个正式的名字,鹡鸰,也写作:脊令。
《诗经小雅·常棣》及师旷所著的《禽经》中,都有:“鹡鸰在原,兄弟急难”之句,后人便用这种鸟寄喻兄弟之情,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,寓意兄弟之间的和睦亲善。
二 开元盛世的诞生与我的唐朝兄弟
2020年10月,元代画家任仁发的这卷《五王醉归图》再度亮相拍卖市场,以逾3亿港元,创下了当年全球中国书画拍卖纪录。
媒体和诸多吃瓜的群众也跟画中的“五王”一样醉了。
很多人为金钱构建的价值标杆而盲目狂呼,其实未领悟画作者、由宋入元的任仁发,借复古之风、用元人之笔绘出的这幅图像,想要表述的寄托和委屈。

《五王醉归图》细部 元代 任仁发 私人收藏

《五王醉归图》 元代 任仁发 私人收藏
任仁发笔下的五王,即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和他四位烂醉如泥的兄弟,分别是:
长兄李宪(原名李成器,唐睿宗嫡长子,早年封永平郡王,后封宋王、宁王)、二哥李捴(音:zǒng,原名李成义,封申王)、四弟李范(原名李隆范,封岐王)、五弟李业(原名李隆业,封薛王)。
未出现在画面中的是11岁早夭的幼弟李隆悌,李旦复位后被追封他为隋王。
虽是李隆基带头酗酒,其实在五兄弟中,他排行第三,世人称“三郎”。
武周之后,李唐江山面临再度易主的危机。唐隆元年六月,公元710年7月,这位李三郎和他的姑姑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,诛灭试图仿效武则天的韦后,和安乐公主、上官婉儿等一众党羽,扶持其老爹李旦再次上任。
李旦复辟之后,考验五兄弟感情的重要时刻才正式到来。
按嫡长子继承制,长子宋王李成器应立为太子,但李成器和二哥李成义都坚决辞让,遂立于国有功的李隆基为太子。
两年后,李旦让帝位于李隆基,又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。李隆基在弟弟岐王李范、薛王李业等人的支持下,于公元713年7月发动“先天政变”,彻底清除太平公主的势力。
这一年,他将年号改为开元。由此,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黄金时代——开元盛世拉开了帷幕。
可以说,正是因为李氏五兄弟都深明大义,避免了再度发生,几乎一个世纪之前,李世民兄弟手足相残的玄武门事变,成为这一轮李唐皇权顺利交接的重要保障。
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这卷《鹡(音 jí)鸰颂》(全卷见文后),堪称唐玄宗书法墨迹存世的唯一孤本,它直接体现了李氏五兄弟间的手足之情。




《鹡鸰颂》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
颂文的序言部分记载,秋九月辛酉,有几千只鹡鸰栖集于麟德庭中,持续十多天也不飞走,玄宗有感于此,遂邀兄弟五人同聚。
此颂后有玄宗敕字,可以看作他的花押,这应是我们能够看到最早的个性化签名。但亦有部分学者质疑本件并非玄宗御撰真迹,这件《鹡鸰颂》能否代表唐玄宗的真实书法水平吗?
三 同样的鸟,不同的心情,不同的政治诉求
李隆基联想起“鹡鸰友悌”的寓意,写下的这卷《鹡鸰颂》,到了北宋时,入藏內府。
政和五年,即公元1115年,据说有上万只鹡鸰鸟在当年四月,聚集于宫廷后苑的龙翔池,这样的大场面,让宋徽宗激动不已,于是绘制成图,并亲自作赋。
在他的宠臣蔡京和蔡卞两兄弟看来,大宋朝的天子所绘、所颂的鹡鸰,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多于唐玄宗,而且在艺术水准上,也全面碾压了前者。
台北故宫所藏这卷墨迹后,拖尾接有蔡京、蔡卞跋文,记录了上述事件和他们的评论。





《鹡鸰颂》拖尾蔡京、蔡卞跋文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
在蔡京的眼中,唐王室:“其文鄙朴。无复风雅。”
他的弟弟蔡卞也毫不掩饰对徽宗的膜拜,认为宋徽宗不论文采或书法,堪与日月争光,都不是玄宗可比。
若是抛开这两兄弟充当御用水军的溢美之词,宋徽宗的艺术成就其实有目共睹。我们可以从他三年前——政和二年,上元节后第二天所作的一群仙鹤上,感受下他的画技与书风。目前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《瑞鹤图》,一般被视作徽宗的真迹。

《瑞鹤图》 宋徽宗赵佶 辽宁省博物馆 藏

《瑞鹤图》细部 宋徽宗赵佶 辽宁省博物馆 藏

《瑞鹤图》细部 宋徽宗赵佶 辽宁省博物馆 藏
赵佶在卷后以相当潇洒的瘦金体留下一首题画诗:
清晓觚棱拂彩霓,仙禽告瑞忽来仪。飘飘元是三山侣,两两还呈千岁姿。
似拟碧鸾栖宝阁,岂同赤雁集天池。徘徊嘹唳当丹阙,故使憧憧庶俗知。
当然,无论是唐玄宗,还是宋徽宗,拿“鸟”说事,在大秀才华之余,更主要目的是为政治服务。
玄宗上台后,为了避免此前屡次发生的贵族集团间的宫廷政变,对于皇室兄弟的各类权限进行了限制。
他两次修篡《御注孝经》、立《石台孝经》碑,也将自己所书这卷《鹡鸰颂》上石,颁行天下,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消除皇室内斗,并积极利用书法、诗文、史籍,宣扬自己的治国理念,塑造和经营友爱兄弟的形象。
而在对鹡鸰与仙鹤的赞颂中,宋徽宗的政治目的更递进一步,在 “兄弟友悌”的意义外,更衍生出祥瑞的意涵,以此强化自己统治有方,国运将兴。
唐玄宗和宋徽宗,在艺术才华上,谁更胜一筹?蔡氏兄弟的立场,当然缺乏客观性,但若是比较这两位皇帝的治国水准,答案则不言而喻。
而围绕这卷《鹡鸰颂》本身,学术界历来对其有诸多讨论,至今莫衷一是。
四 创作时间与作者的三类质疑
《鹡鸰颂》全卷以行书写就,共有四十四行,三百三十一字。在兄弟友悌的内容之外,围绕其争议之一,便是关于颂文撰写的具体时间。
该卷无年款,其上鉴藏印记共有七十五方。在不同位置分别钤有开元内府的五方”开元“小印,在序文部分也提到:“秋九月辛酉。有鹡鸰千数。栖集于麟德之庭树上。竟旬焉。”



《鹡鸰颂》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
开元年间,玄宗五兄弟之中,二哥申王李成义在720年从绛州刺史位置上,入朝守京职,他在724年,即开元十二年去世,因此五兄弟能够齐聚的时间应在720——724年间。
文中所述的”秋九月辛酉“,若为纪年,只有开元九年为辛酉年,即公元721年;
若为记日,在上述时间段,九月有辛酉日的只有开元九年和十二年,因此该文可能书于公元721年,或者公元724年。
台北故宫的学者认为,比较可信的说法是,公元721年,即开元九年九月十二日。而这一年,也是开元贤相,姚崇的辞世之年。
其次,对于该卷作者,在归为玄宗御书真迹之外,还有两种质疑之声。
一种认为,该卷是后人双钩填廓的摹本。其原因是此卷字体的尺寸、笔画粗细的变化很大,有运笔迟滞、牵丝不连贯,缺乏行气等现象,明代书法家詹景凤和现代学者徐邦达均认同此观点。
而在该卷拖尾,清朝人王文治则对这类观点表示不屑:“此书或有疑为双钩者,良由未曾多见唐宋人真迹,不知古人笔法沉着、墨法丰厚之处。深知书者,详玩自得,不待多词。”
近年来,学者们通过高清晰数码影像,对卷中文字书写时运笔的痕迹、笔画的先后顺序进行了检视,分析认为《鹡鸰颂》应该是写本,而非钩摹本。
另一种声音认为,该卷不是由玄宗亲书,而是由翰林供奉代笔,执此观点的以启功先生为主。
由翰林为皇帝的詔令、敕书、告身代笔的现象,在宋代和清代比较普遍,启功先生于是类推道:“盖词臣精写,以代印刷,清代尚尔,遑论李唐。”
对于这种观点,有一种针对性的方式,那就是比对一下唐玄宗存世的行书碑刻,由此便可判断该卷是否可以代表玄宗的书风样貌。
五 真伪之辩:玄宗的早期书风与政治考量
唐朝的皇帝中,谁最喜欢将自己的书法刻碑入石?
依据南宋编撰的《宝刻类编》所载帝王御书的碑目,唐太宗五件、唐高宗八件、唐中宗、武则天和唐睿宗各一件,而唐玄宗的数量,远远高于所有的前任,达到了三十三件。
现存玄宗的行书石碑或拓本主要有五件,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为:
开元12年,即公元724年所立的《常道观敕》,开元24年的《裴光庭碑敕》、同一年的《金仙长公主神道碑》、开元年间的《内侍省功德碑》。另一件为天宝四年,即公元745年所书的《石台孝经》,主要为隶书写就,但在碑侧之上的批注,为行书。
按前文所述,台北故宫所藏《鹡鸰颂》,学者推断其书写时间应为公元721年,即开元九年九月十二日。
与上述这些碑刻相比,与之时间最为接近的,是三年后所书的《常道观敕》。虽然《鹡鸰颂》长期被质疑并非玄宗亲笔御书,但若是将其与时间相近的《常道观敕》,及《裴光庭碑敕》进行比较,均具有点画肥厚、用笔侧顿的特点,笔势、结字相似度极高。
《常道观敕》后的“勅”字花押,与《鹡鸰颂》相比,字形略有差异,但下笔书写顺序几乎一致,或可视为出自同一人之手。

《常道观敕》墨拓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
至于该卷中,出现行气不连贯、补笔痕迹明显等现象,应是部分字迹,在下笔时,有所参照的缘故。
唐玄宗早期书法,遵循李唐皇室传统,承袭了唐太宗以来的家学渊源,忠实模仿王羲之。有学者将此卷与王羲之书迹逐字比较后发现,与王书的结字具有高度一致性。

唐玄宗《鹡翎颂》与王羲之书迹比较图 【注1】
玄宗书写时,可能参照了当时流行的《集字圣教序》等王羲之法帖,试图给观者留下其可辨识的书风源头。
基于上述这些理由,台北故宫的研究者认为,《鹡鸰颂》在用笔方面,充分反映了玄宗早期书写习惯,该卷应为皇帝本人所书。
另外,该卷拖尾所接,蔡京、蔡卞的跋文,也被质疑为钩摹本,其真伪尚待考证,但其中所书,北宋政和五年,上万只鹡鸰聚集宫殿一事,与史料记载相符。
遗憾的是,宋徽宗所作的鹡鸰图与鹡鸰赋,未能留存。
与宋徽宗和蔡京等人露骨地宣扬其政治目的类似,李隆基即位之初,借鹡鸰友悌的典故,颂扬兄弟之情,亦有缓解政治矛盾的精心考虑和设计。
其书风也忠实地呈现李唐皇室的审美习惯,沿袭了自唐太宗以来的翰墨风尚。
有关唐玄宗书风的演变,以及《常道观敕》这一碑文背后的故事,今后有机会再向大家介绍。
【注1】素材来源:台北故宫博物院陳雪溱《唐玄宗〈鶺鴒頌〉書風探析及其於宋徽宗朝的意義轉化》正规的股票交易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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