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初春的香港铜锣湾股票配资怎么操作的，海风还带着丝丝凉意，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住进了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，窗帘终日拉得严严实实，除了采买日用品的随从之外几乎无人进出。
他在辽沈战役结束后被蒋介石从沈阳召回南京，一落地就被软禁起来，老蒋把东北战场全军覆没的账全算在了他头上。幸亏1949年初蒋介石被李宗仁和白崇禧联手逼下了台，卫立煌才趁乱逃出南京，辗转上海最后落脚香港。
可他人在香港，心却悬在大陆没放下来过，合肥老家还有八十五岁的老母亲，带着几十口子侄靠几亩薄田过活。卫立煌不敢给家里写信，更不敢托人带话，只怕国民党特务顺藤摸瓜对他的老母亲下手，他思来想去，决定给一个人写信，朱德。
他当年在山西抗日，跟朱德、周恩来都有过命的交情，眼下能托付家人的，只有这位老战友了。他写给朱德的信言辞恳切，说自己刚从沈阳南归行动不便，但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家中老母和几十口子侄在合肥无人照料，恳请朱总司令转告军政领袖对家属予以保护。
这封信几经辗转，终于送到了朱德手中，朱德看完之后没有半点犹豫，直接把信转给了毛主席。毛主席读完这封信沉默了片刻，然后提笔写下了一行批语，电文发给邓小平等人：“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。”
这封电报不长，但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，毛主席没有问卫立煌当年在东北战场上到底有没有故意拖死国军，没有计较他是“国民党头等战犯”名单上的第十三号人物，他只看到一位曾经的抗日将领，在流亡异乡的时候，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家中年迈的老母亲，就凭这一点，这个人就值得保。
要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1949年那个战局尚未完全落定的节骨眼上，专门发电报保护一个“头等战犯”的家属，得把时间往回拨十一年。
1937年秋，日军兵锋直指太原，忻口成了太原最后一道门户，卫立煌临危受命出任忻口战役总指挥，率第十四集团军与日军在忻口一线展开血战。八路军各师接受卫立煌统一部署，从侧翼向日军发起积极主动的攻击，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守军作战，战役打了整整一个多月，歼敌两万余人。
那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，卫立煌亲眼看见，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远不如他的中央军，可打起仗来从不讲价钱，让打哪就打哪，伤亡再大也绝不后退半步。忻口一战让卫立煌对共产党刮目相看，他开始主动和朱德、周恩来接触，甚至绕道延安拜访了毛主席。
毛主席亲设午宴，两人破例饮酒相谈甚欢，卫立煌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八路军送去了大量急需物资。此后几年里卫立煌的思想一步步向共产党靠拢，他甚至通过身边的地下党人询问能不能加入共产党。
抗战胜利前夕他又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，率部强渡怒江攻克松山，打通了被日军切断的滇缅公路。蒋介石对他既要用又要防，一边把他捧成“五虎上将”，一边时时刻刻派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1948年初辽沈战役前夕，蒋介石把卫立煌从国外紧急召回，任命他为东北剿总司令，统领几十万美械精锐。老蒋的意思很明确，你卫立煌能打仗，东北这盘残局只有你能收拾。
可卫立煌到了沈阳之后的操作，让老蒋差点把指挥部的桌子给掀了。蒋介石一再电令他把主力撤到锦州打通沈锦线，卫立煌就是按兵不动。不管各城如何告急，不管蒋介石在南京急成什么样，他始终把主力死死钉在沈阳、长春、锦州这几个孤立的据点里，一兵一卒都不往外派。
他还振振有词地对手下说，共军最擅长围城打援，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他们的圈套，只能固守沈阳以待时局变化。这番话乍一听是军事保守主义，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在等什么。
他等的是解放军把东北的大门关死，等的是几十万国军精锐一个都别想撤回关内。后来战局的发展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，东北野战军从容地拿下了锦州，关死了东北大门，然后回头把长春、沈阳的国军一口一口全部吃掉，几十万精锐全军覆没。
蒋介石在南京接到战报后暴跳如雷，当即下令撤职查办卫立煌，可仗已经打完了，撤职还有什么用。老蒋把卫立煌软禁起来，想从他身上审出个“通共”的罪名，可卫立煌一口咬定自己是按兵不动保存实力，绝口不提与中共有任何瓜葛。
蒋介石派特务日夜监视他，甚至直接发电报问剿总参谋长赵家骧“卫总司令在干什么事情”。可越是查，越查不出实锤，老蒋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。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活动极为猖獗，不时暗杀与蒋介石心存异志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。卫立煌深居简出，可他知道自己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大陆传来的消息让他百感交集，1949年1月1日《人民日报》公布了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，卫立煌名列其中排在第十三位。旁人看到自己被列为战犯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，卫立煌却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有救了！”
他太了解共产党了，自己越是被列为战犯，蒋介石那边对他的猜忌就越轻，他这条命反而越安全，而共产党那边从来不是靠一纸名单来定人生死的，真正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被接纳的，是他做过什么事。
就在卫立煌惴惴不安的时候，中共香港工委的书记张铁生派人找到了他，跟他建立了秘密联系。不久之后合肥那边的消息也传了过来，毛主席的那封电报不是走走过场，合肥县政府接到命令后，真的派人保护了他的老母亲和全家几十口子侄。
1949年10月3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两天，卫立煌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，从香港向北京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：“北京毛主席：先生英明领导，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，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，新中国富强有望，举世欢腾鼓舞，竭诚拥护。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。敬电驰贺。”
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快回电致谢，两个人隔着千山万水，用几封电报完成了跨越阵营的握手。
蒋介石也没有放弃对卫立煌的拉拢，他派卫立煌的小同乡吴忠信两次到香港登门游说，力劝他去台湾或去任何外国，台湾当局都可以协助成行。
卫立煌对吴忠信毫不客气地严词拒绝，还把他批评了一顿，后来旧部郭寄峤和赵家骧也奉蒋命来劝，卫立煌念在共事一场的情分上没有当面翻脸，却顾左右而言他，让两人无可奈何地空手而归。
蒋介石不甘心，又派吴忠信再跑一趟，卫立煌干脆连门都不开了，老蒋为此非常不快，但也拿他没有办法。卫立煌后来对人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：“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将来一定回到新中国。”
1955年3月15日，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和中共香港工委的周密安排下，卫立煌与夫人韩权华自香港秘密抵达澳门，次日黎明从拱北口岸踏上了大陆的土地。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境外归来的国民党嫡系高级将领。
3月17日，毛主席的电报从北京发来：“先生返国，甚表欢迎，盼早日来京，藉图良晤。如有兴趣，可于沿途看看情况，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，也是好的。”卫立煌后来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，与当年在东北战场上被他“拖死”的对手们坐在了同一张会议桌前。
从1938年访问延安股票配资怎么操作的，到1955年重返大陆，卫立煌用了整整十七年，走完了从蒋介石的“五虎上将”到新中国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全部路程。毛主席在1949年那个硝烟尚未散尽的春天，给合肥县的那封电报里只写了寥寥数语，可那寥寥数语里装着的，是一个政党对历史的情义，也是一个民族对爱国者的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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